第五百五十一章 防范未燃
第五百五十一章防范未燃
百万的年薪没有白花，从香港请来的这位职业经理人，很快就在公司内部推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，核心思想就是能者上，无能者下，从工人到管理层，都有完善的奖惩条例，想学以前在国企时那样吃大锅饭是别想了，资本家不养闲人，虽然这让某些刺头很是不爽，但大部分工人在尝到这种制度的甜头后，基本上都是干劲十足，不管那几个刺头怎么挑动，也没人应和，而这些闹事的家伙依照厂规，很快也就被踢了出去——私人企业可没有什么不能随便开除工人的说法，政府那边，只要没有形成群体性事件，也不会为了几个厂混子去多事。
说难听点，这些家伙本来就是工厂里的害群之马，仗着社会主义制度下对工人权益的层层保护，不仅不努力工作回报国家社会，反倒是各种偷奸耍滑惹事生非，偏偏又是大错不犯小错不断，你给他处份他不在乎，想要开除他，制度又不允许，平时就是神憎鬼厌让领导们伤透了脑筋，现在有人收拾他们，领导开心都来不及，又怎么可能替这些垃圾出头？
工厂这边的改革是步入了正轨，从国外订购的制药设备也一步步到位，几种特效药的审批已经开始进入流程，虽然还需要一些时间才能上市，但摆在眼前的问题却是不得不处理了，那就是该怎么平衡国内和国处这些特效药的巨大差价？
按照蝴蝶的想法，是要让中国哪怕最普通的工薪阶层在得了这些病后，也是能吃得起这些特效药的，考虑到国内的工资水平，这已经不是亏不亏本的问题了，而简直就是白送，但同时，这些药在国外又必须要卖出高价，这样一来，问题就有些复杂了。
当初，格列卫在国内的正规药价与印度生产的仿制药，不过是几倍的差价，就已经让上千名患者不惜铤而走险，费尽周折的从印度去购买这些廉价仿制药，再冒着蹲大狱的风险将这些药走私回国，而按照蝴蝶的这套想法，这些药生产出来，到时国内国外的差价何止是百倍？这他娘比贩卖军火的利润都高了，到时又会有多少人为了赚取这份暴利而以身试法？
所以，如果只是简单的设定差价，这是绝对行不通的，这只会催生出一大批地下的走私集团。有了这些相对廉价的走私药，蝴蝶通过正规渠道卖到国外的那些天价药还怎么卖得动？到时骂名让他背了，利润却便宜了别人，这样的结果他是绝对无法接受的。
最好的办法，当然是学习后世医保的经验，把这些救命的高价药纳入医保，由国家或保险公司来报销大部分的药费，既不损害药企的利益，也让老百姓能够吃得起药……但问题是，要推行这种重大疾病医保的政策，绝不是几句话说得那样轻松的，现在的政府也不可能掏得起这样大一笔钱来搞福利，否则，也就用不着蝴蝶来办这件事了。
不过这种制度却也提醒了蝴蝶，他很快就想到了一个替代的方案，那就是他之前弄出的那个‘共济会’。
作为一个民间互助组织，共济会其实已经具备了某些慈善组织的功能的，在此之前，就已经有不少的会员通过组织的积分机制发起求助，替自己或是生病的家人寻求医疗方面的资助，也取得了不错的效果。想了想，蝴蝶发现，他其实完全可以通过共济会的名义来免费的向患者供药，药费由组织承担，反正这共济会和药厂都是他的，药费支出就算再高也不过就是从左手转到右手，回头再让药厂以慈善捐助的名义把钱转回到共济会，就能把账抹平，而且凭空还能给自己落下一大笔积分，算起来他实际上也不会亏。
别小看这共济会的积分，随着组织在全国各地铺开，现在这积分在很多共济会发展得好的地区，几乎是直接可以当钱来用的！说它是仅次于人民币的硬通货，那是一点都不夸张。
事实上，在某些人的眼里，这积分的价值甚至比人民币还大，因为共济会的性质，使得组织内部很多援助的项目服务其实都是超值的，也就是说，如果不通过共济会的平台以积分的形式来交易，同样的事情你想花钱来办成，那费用开支绝对会十倍百倍于此，这就是平台的作用了——就像在二十一世纪，同样一件货物，如果你发快递到外省，可能只需要十块钱的运费，但如果你亲自去送，或是雇人来替你去送，那费用怕是上千都打不住。
理论上，蝴蝶是共济会的组织者，幕后的大老板，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就可以随意的调动组织内部的资源，就像政府拥有银行和发币权，也不能随意印钞票是一个道理，如果他不想把自己辛辛苦苦建立的这个组织搞破产，那么他就同样也得遵守自己制订的这些规则，就算是他，想要通过共济会来办成什么事的话，也是得花费积分的，而随着他各项业务的摊子越铺越大，需要办的事情越来越多，他手上这积分经常也是紧巴巴的，还得省着用，现在有机会合理合法的给自己刷一波，不说能赚多少，但好歹也能用这种形式弥补一下药厂经费的亏空。
当然，即便是依托共济会的平台，也不可能完全阻挡某些人混水摸鱼，毕竟如此大的差价利润，已经足以让很多人为之上下勾结，铤而走险了，所以为了尽可能的避免有人来钻空子，蝴蝶还特意规定，只有共济会会员本人和其直系亲属才能享受这一福利，并且这些药同样也是要用积分来兑换的——积分的数额不会太高，大致上也就相当于一个人利用平时业余的时间，替共济会完成一些公益任务的收益，这在蝴蝶看来是很公平的：他已经给了你活下去的机会，但如果你连这点付出都不愿意，那死了也是活该。
即便是这样，也不是说就没有漏洞可钻了，别的不说，就以这些药在国外的售价，每一瓶都相当于国内一个普通工人好几年的工资，别说只是利用业余时间来做做公益，只要每个月都能刷上一瓶药，哪怕是全职都会有无数人抢着干的。至于说病历证明——对一般人来说可能有些麻烦，但在高额的回报下，也很难说会不会有医生被人买通，给开出假的证明。像这种钻空子占便宜的行为，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下简直就已经成为了一种常态，尤其是那些国企里面，能不能拉关系走后门，甚至都已经成为了衡量一个人是否有‘能耐’的标准，不得不说这还真是一种道德扭曲的表现，就那点蝇头小利都能让人们无视法律法规，一旦被人发现这些药品里面存在着如此的暴利，那恐怕就是杀头的风险都不能阻止某些人的贪欲了。
“其实也没必要这么担心，就算国内的口子堵不住，到了国外，那些洋鬼子也会替我们去抓这些走私药的。”
对于方碧瑶提出的担忧，蝴蝶倒是看得很开，不过他说出的这个理由，却让方碧瑶难以理解。
“怎么可能？如果我们把国外的药价定得这么高，那就算是他们的政府，也未必会站在我们这边吧？毕竟我们卷走的可是他们国家的钱，这些走私药就算不合法，至少也能减少他们的损失，不说参与进去，只要睁只眼闭只眼，都会给我们造成很大的损失的。”
笑了笑，蝴蝶说道：“你说错了一点：我们卷走的不是‘他们’的钱，而是他们国家那些‘病人’的钱！而且这么大一块蛋糕，你以为光凭我们一家能吞得下？到了国外，我们是肯定要跟那些当地的势力合作的，只要找好分销商，给他们足够的利润分成，他们就会比我们更痛恨那些走私客，而这些人，在政府里往往也都是有很多人脉的，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本来就是给他们这些有钱人服务的，到时我们甚至都不用出面，就会有人替我们把这些问题给解决掉。”
“这怎么可能……怎么会是这样？”
方碧瑶难以置信，却又不得不信。
蝴蝶说的这些，在二十一世纪其实就是人尽皆知的事情，但对这个时代的国人而言，哪怕是她这样见过世面，也接触过不少外界信息的人而言，都是难以想像的，一方面是因为这个时代的信息比较封闭，加上整个社会崇洋的风气比较浓厚，在某些人的吹捧下，就连外国的月亮都比中国圆，没人会去传播这些没人相信的负面信息。
另一方面，也是因为中国政府把老百姓照顾得太好了，谁有点什么困难首先想到的就是去找政府，一些社区里，就连大姑娘小伙子找不着对象，社区的领导都得操心，使得人们理所当然的都认为这就是政府与人民的关系，但事实上，这样的关系别说在资本主义国家，哪怕是在社会主义阵营里都是个另类——全世界，哪个国家犯了不大点事的老百姓是比警察还凶，甚至还敢跟警察对着打的？除了中国，你绝对找不出第二个来！（未完待续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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百万的年薪没有白花，从香港请来的这位职业经理人，很快就在公司内部推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，核心思想就是能者上，无能者下，从工人到管理层，都有完善的奖惩条例，想学以前在国企时那样吃大锅饭是别想了，资本家不养闲人，虽然这让某些刺头很是不爽，但大部分工人在尝到这种制度的甜头后，基本上都是干劲十足，不管那几个刺头怎么挑动，也没人应和，而这些闹事的家伙依照厂规，很快也就被踢了出去——私人企业可没有什么不能随便开除工人的说法，政府那边，只要没有形成群体性事件，也不会为了几个厂混子去多事。
说难听点，这些家伙本来就是工厂里的害群之马，仗着社会主义制度下对工人权益的层层保护，不仅不努力工作回报国家社会，反倒是各种偷奸耍滑惹事生非，偏偏又是大错不犯小错不断，你给他处份他不在乎，想要开除他，制度又不允许，平时就是神憎鬼厌让领导们伤透了脑筋，现在有人收拾他们，领导开心都来不及，又怎么可能替这些垃圾出头？
工厂这边的改革是步入了正轨，从国外订购的制药设备也一步步到位，几种特效药的审批已经开始进入流程，虽然还需要一些时间才能上市，但摆在眼前的问题却是不得不处理了，那就是该怎么平衡国内和国处这些特效药的巨大差价？
按照蝴蝶的想法，是要让中国哪怕最普通的工薪阶层在得了这些病后，也是能吃得起这些特效药的，考虑到国内的工资水平，这已经不是亏不亏本的问题了，而简直就是白送，但同时，这些药在国外又必须要卖出高价，这样一来，问题就有些复杂了。
当初，格列卫在国内的正规药价与印度生产的仿制药，不过是几倍的差价，就已经让上千名患者不惜铤而走险，费尽周折的从印度去购买这些廉价仿制药，再冒着蹲大狱的风险将这些药走私回国，而按照蝴蝶的这套想法，这些药生产出来，到时国内国外的差价何止是百倍？这他娘比贩卖军火的利润都高了，到时又会有多少人为了赚取这份暴利而以身试法？
所以，如果只是简单的设定差价，这是绝对行不通的，这只会催生出一大批地下的走私集团。有了这些相对廉价的走私药，蝴蝶通过正规渠道卖到国外的那些天价药还怎么卖得动？到时骂名让他背了，利润却便宜了别人，这样的结果他是绝对无法接受的。
最好的办法，当然是学习后世医保的经验，把这些救命的高价药纳入医保，由国家或保险公司来报销大部分的药费，既不损害药企的利益，也让老百姓能够吃得起药……但问题是，要推行这种重大疾病医保的政策，绝不是几句话说得那样轻松的，现在的政府也不可能掏得起这样大一笔钱来搞福利，否则，也就用不着蝴蝶来办这件事了。
不过这种制度却也提醒了蝴蝶，他很快就想到了一个替代的方案，那就是他之前弄出的那个‘共济会’。
作为一个民间互助组织，共济会其实已经具备了某些慈善组织的功能的，在此之前，就已经有不少的会员通过组织的积分机制发起求助，替自己或是生病的家人寻求医疗方面的资助，也取得了不错的效果。想了想，蝴蝶发现，他其实完全可以通过共济会的名义来免费的向患者供药，药费由组织承担，反正这共济会和药厂都是他的，药费支出就算再高也不过就是从左手转到右手，回头再让药厂以慈善捐助的名义把钱转回到共济会，就能把账抹平，而且凭空还能给自己落下一大笔积分，算起来他实际上也不会亏。
别小看这共济会的积分，随着组织在全国各地铺开，现在这积分在很多共济会发展得好的地区，几乎是直接可以当钱来用的！说它是仅次于人民币的硬通货，那是一点都不夸张。
事实上，在某些人的眼里，这积分的价值甚至比人民币还大，因为共济会的性质，使得组织内部很多援助的项目服务其实都是超值的，也就是说，如果不通过共济会的平台以积分的形式来交易，同样的事情你想花钱来办成，那费用开支绝对会十倍百倍于此，这就是平台的作用了——就像在二十一世纪，同样一件货物，如果你发快递到外省，可能只需要十块钱的运费，但如果你亲自去送，或是雇人来替你去送，那费用怕是上千都打不住。
理论上，蝴蝶是共济会的组织者，幕后的大老板，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就可以随意的调动组织内部的资源，就像政府拥有银行和发币权，也不能随意印钞票是一个道理，如果他不想把自己辛辛苦苦建立的这个组织搞破产，那么他就同样也得遵守自己制订的这些规则，就算是他，想要通过共济会来办成什么事的话，也是得花费积分的，而随着他各项业务的摊子越铺越大，需要办的事情越来越多，他手上这积分经常也是紧巴巴的，还得省着用，现在有机会合理合法的给自己刷一波，不说能赚多少，但好歹也能用这种形式弥补一下药厂经费的亏空。
当然，即便是依托共济会的平台，也不可能完全阻挡某些人混水摸鱼，毕竟如此大的差价利润，已经足以让很多人为之上下勾结，铤而走险了，所以为了尽可能的避免有人来钻空子，蝴蝶还特意规定，只有共济会会员本人和其直系亲属才能享受这一福利，并且这些药同样也是要用积分来兑换的——积分的数额不会太高，大致上也就相当于一个人利用平时业余的时间，替共济会完成一些公益任务的收益，这在蝴蝶看来是很公平的：他已经给了你活下去的机会，但如果你连这点付出都不愿意，那死了也是活该。
即便是这样，也不是说就没有漏洞可钻了，别的不说，就以这些药在国外的售价，每一瓶都相当于国内一个普通工人好几年的工资，别说只是利用业余时间来做做公益，只要每个月都能刷上一瓶药，哪怕是全职都会有无数人抢着干的。至于说病历证明——对一般人来说可能有些麻烦，但在高额的回报下，也很难说会不会有医生被人买通，给开出假的证明。像这种钻空子占便宜的行为，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下简直就已经成为了一种常态，尤其是那些国企里面，能不能拉关系走后门，甚至都已经成为了衡量一个人是否有‘能耐’的标准，不得不说这还真是一种道德扭曲的表现，就那点蝇头小利都能让人们无视法律法规，一旦被人发现这些药品里面存在着如此的暴利，那恐怕就是杀头的风险都不能阻止某些人的贪欲了。
“其实也没必要这么担心，就算国内的口子堵不住，到了国外，那些洋鬼子也会替我们去抓这些走私药的。”
对于方碧瑶提出的担忧，蝴蝶倒是看得很开，不过他说出的这个理由，却让方碧瑶难以理解。
“怎么可能？如果我们把国外的药价定得这么高，那就算是他们的政府，也未必会站在我们这边吧？毕竟我们卷走的可是他们国家的钱，这些走私药就算不合法，至少也能减少他们的损失，不说参与进去，只要睁只眼闭只眼，都会给我们造成很大的损失的。”
笑了笑，蝴蝶说道：“你说错了一点：我们卷走的不是‘他们’的钱，而是他们国家那些‘病人’的钱！而且这么大一块蛋糕，你以为光凭我们一家能吞得下？到了国外，我们是肯定要跟那些当地的势力合作的，只要找好分销商，给他们足够的利润分成，他们就会比我们更痛恨那些走私客，而这些人，在政府里往往也都是有很多人脉的，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本来就是给他们这些有钱人服务的，到时我们甚至都不用出面，就会有人替我们把这些问题给解决掉。”
“这怎么可能……怎么会是这样？”
方碧瑶难以置信，却又不得不信。
蝴蝶说的这些，在二十一世纪其实就是人尽皆知的事情，但对这个时代的国人而言，哪怕是她这样见过世面，也接触过不少外界信息的人而言，都是难以想像的，一方面是因为这个时代的信息比较封闭，加上整个社会崇洋的风气比较浓厚，在某些人的吹捧下，就连外国的月亮都比中国圆，没人会去传播这些没人相信的负面信息。
另一方面，也是因为中国政府把老百姓照顾得太好了，谁有点什么困难首先想到的就是去找政府，一些社区里，就连大姑娘小伙子找不着对象，社区的领导都得操心，使得人们理所当然的都认为这就是政府与人民的关系，但事实上，这样的关系别说在资本主义国家，哪怕是在社会主义阵营里都是个另类——全世界，哪个国家犯了不大点事的老百姓是比警察还凶，甚至还敢跟警察对着打的？除了中国，你绝对找不出第二个来！（未完待续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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